全球化的黄昏——人与机器的终极对决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硬(符合“美国优先”的逻辑)。但是,美国以往的移民政策却不是这样,甚至在更为早期的阶段,还要强制 性地“移民”进来——黑奴贸易。从“强迫别人”来到“禁止别人”来,这中间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过程。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抽丝剥茧逃不开一句古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
产业变迁
17世纪中叶起,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例如,咖啡成为主要饮料、蔗糖消耗量激增等),对热带产品的需求量 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西印度及美洲大陆生产热带产品的奴隶种植园获得巨大发展。种地是需要青壮劳动力,所以,大量的黑奴被运到了美洲。
18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厂手工生产。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北部和中部各州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到50年代完成。1860年,北方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总产值达18.8亿美元。
然而,在这时,南方仍然保留奴隶制度,他们把大量的劳动力留在种植园里种地。北方需要工人,南方却以奴隶的形式把他们捆在种植园里,双方在经济 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在1861年4月12日 -1865年4月9日,南北方打了一架,并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战争的原因很复杂)。
全球化的兴起
再后来,奴隶制度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四处“抢人”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四处大撒币的模式——经济全球化。他们四处开跨国公司,利用当地的原料、劳动力生产,从事生产。这种方式比“抢人”干净,但攫取的利润未必比它少。
图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二战以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必然正确的事情,甚至到了用口号替代思考的地步。
然而,大家可能忘记了一点,全球化的本质是用商品的流动替代了人口的流动(移民更加麻烦),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假设——在特定局限下,人是重要的(可替代性差)。可是,如果局限变化导致人的重要性降低(可替代性变强),那么,还需要全球化么?
科技发展、产业变迁和就业
为了搞清楚生产结构变迁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可以够作一个简单模型,来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特定生产对劳动力有一个技能下限的要求,通过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把生产分为三种类型:1、技能门槛极低的类型;2、技能门槛提高但通识教育有效的类型;3、技能门槛极高且通识教育无效的类型。
图2:产业变迁及其分类
随着科技的发展,三类产业渐次产生。在科技发展程度较低的时代,生产的劳动技能门槛极低,只要是健康的劳动力都可以工作,在这个阶段,资本有很强的冲动去掠夺劳动力,黑奴贸易、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长主要出现在这个阶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产业诞生,劳动技能的门槛有所提高,更多的劳动力无法满足新产业的要求,导致了短暂的结构性“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是比 较短在的,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推广通识教育把大部分人的劳动技能提高到门槛以上。在这个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极大,会出现所谓的“工程师红 利”。
最后一个阶段,科技进一步发展,劳动技能门槛极高的生产类型诞生,通识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它的劳动技能门槛,它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培训。或者说, 劳动技能门槛提高得太快,以至于现有的教育系统无法满足新产业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通识教育对第三类产业用处不大,门槛以下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第一 或第二类产业的工作。
图3:人力资本的供需矛盾
在这个模型当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新兴产业对劳动力供给日益提高的要求和教育培训系统相对滞后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从供给层面来看,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个办法,一是靠时间,利用现有的系统缓慢地培养人才,填补缺口;第二个还是掠夺的套路,从别的地方挖人。其中,第二个套路跟殖民主义四处掠人无本质区 别。
潘多拉的盒子
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局限在每个时代的高端产业上,十五世纪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并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并考察一下第一二类产业劳动力的供需情况,就会发现新的问题。
假设第一二类产业的工作岗位固定且有部分冗余,多余的人员需要进入第三类产业寻找工作,但是,第三类产业的门槛很高,甚至现有的教育系统无法使 每一个人达到该类产业的基本诉求。于是,逻辑上就产生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性——第一二类产业里,人员过剩;第三类产业里,人员稀缺。
那么,第一二类产业为什么会产生人员过剩?机器替代人工——越简单,越基础的工作越容易被替代。一方面,机器在不断地蚕食第一二类产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培养人才的效率赶不上机器替代的效率。这两个速率之差,使得一二类产业的就业情况越来越恶化。
图4:人类和机器的PK
换个角度来看,人类和机器在进行一场赛跑——攀科技树的比赛,输掉的个体将丢掉工作。机器越爬越快,但人类越爬越慢,不难想象,总有一天,在某些领域,人类将被完全替代。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就业问题。
逆全球化潮流
如果全球第一二类产业从业人员过剩,那么,制造业顺差国就不单单在出口商品,他们还在出口失业和贫富差距。这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摩擦越来越激烈。
然而,机器没有选票,人有。政治家们需要考虑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需要把本国的失业变成他国的失业,把本国的贫富差距变成他国的贫富差距。所 以,他们会在移民、贸易和产业政策上想办法:移民政策上,引进高端人才,但避免他国一二类产业从业人员的输入;贸易政策上,提高第一二类产业人员和机器贡 献度较高的外国产品的关税;产业政策上,提升高端产业的战略纵深以吸纳更多就业。以邻为壑的逆全球化变成一个诱人的选项。
图5:美国制造业比重的降低和贫富差距拉大
过去我们谈了太久的全球化,有些麻痹大意了,被效率上的提升遮蔽了双眼。然而,与全球化相伴的公平问题已经积累到不得不正视的地步。机器的效率 已经很高了,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效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全球化还加剧了这一矛盾,每个国家的工人都要跟全球效率最高的机器竞争。在国门大开的情况下,政治 家更难解决好国内的公平问题。
最后,各国都不得不停下来,解决一下公平的问题。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效率对公平让步的时代(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代)。
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能替代人的领域越来越多,廉价劳动力也越来越不廉价。低门槛的工作将彻底地变成一种补贴、一种福利——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 有事儿干。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化的必要性在降低——机器替代了人,人不可以随便移民,但机器人可以;此外,全球化的弊病也在快速地增加。大家纷纷举起了贸 易保护主义的大棒。
然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政策只是拖延时间,治标不治本。在某些领域人类注定要被机器PK下去,这些被机器替代掉的人该怎么办?这是全球终将面临的困局。
虽然熊彼特的理论说,经济会创造性毁灭,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一些工作岗位产生。但是,如果产业变化得太快,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跟不上怎么办?更 进一步,如果机器攀爬科技树的速度太快,超过了人类(物质生产领域替代人类),机器承担了经济增长的重任,我们又该如何自处?这一切都会对我们认识世界的 旧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人类曾经是机器,现在也在承担一部分机器的职责,但是,人类毕竟不是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