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窗口只排了一次队，3天就拿到结果了。”肇庆市民周明生回忆起手续过程，仍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以前个人二手房买卖登记需要到住建、税务、国土三部门的5个窗口去排队，光材料就要40多份，没有一个月时间根本下不来。”

　　132项实现“最多跑一次”，148项实现“零跑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上线，对8个部门的280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13个省直部门的53类数据实现了共享。

　　周明生享受的便捷服务就位列其中，在“数字政府”改革下，广东不动产交易登记只需向一个窗口递件，重复性材料大大减少，办理材料减少至14份。

　 　这只是广东“数字政府”改革中的一个缩影。10月8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透露，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 设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继“粤省事”平台、政务服务网上线后，广东即将出台《广东“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及其实施方案。

　　受访专家表示，“数字政府”是“放管服”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东“数字政府”改革起步早，为全国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本。通过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抓住了改革的关键环节。

　　探路“减法”革命

　　在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副教授陶勇看来，广东的“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从《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开始，到后续的《广东“数字政府”发展总体规划》、《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总体规划》，广东已经出台了一整套顶层设计文件。

　　陶勇分析，从“粤省事”到“政务服务网”已经证明，广东已经制定好了一整套“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一办一中心一平台”架构也基本建立，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今年5月，全国首个集成民生服务微信小程序“粤省事”正式上线，面向社会提供142项高频民生服务，“多证合一”备案信息申报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24证合一”，获得国务院办公厅表扬。

　　4个月后，广东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上线几天访问量就突破300万次，实现群众办事少填数据项62.2%（少填2615项），材料提交减少49.5%（少报713份），办事少跑51.9%（少跑292次）。

　　“信息多跑路，群众和企业才能少跑腿。”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峰在采访时表示，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做的是一场“减法”革命。

　　以“粤省事”为例，通过“实人+实名”身份认证核验后，广东市民即可通办所有上线民生服务，无需重复注册。“数字政府”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为企业和群众做“减法”，实现“指尖计划”。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信息中心主任逯峰对此表示，争取让群众不用跑线下窗口，即便跑窗口也只用跑一次，用最少的材料、最少的环节给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数字广东副总裁陈妍也赞同上述观点。在她看来，“减法”革命就是要让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不久前刚上线的广东政务服务网，恰恰是通过多做信息“加法”打通了政府各部门数据，从而真正做到了让企业办事更顺利。

　　“数据的打通是为企业群众办事‘减负’最为核心的环节，政务服务网通过打通各部门各地市数据，搭建统一电子证照系统让企业群众办事少填少报，加速推进了外部政务服务和内部审批的全流程一体化。”陈妍说。

　　实际上，广东目前已经有11个地市成立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广州、深圳、云浮、肇庆、江门5个地市成为了试点地市。“减法”革命已经催生出一批在全省甚至全国领跑的先进经验。

　　广州开办企业的“即办通道”实现了“一小时领执照”；深圳推出了群众身边24小时不打烊社区服务站；佛山、肇庆企业开办实现了跨部门一平台通办，大大缩减了企业开办时间。这些创新经验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推进提供了样本。

　　“最后一公里”是关键

　　，自2001年国家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后，包括广东、福建、浙江等各地都在不断地摸索。而在推动“数字政府”改革过程中，大部分举措都集中在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

　　陆峰对此分析，诸如缩短审批流程、减少排队等都直接关乎地方的招商引资成绩和企业运行效率。“数字政府”改革的关键环节在于简政放权，而“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为关键的步骤，倘若“最后一公里”不畅通，即使之前的九十九公里付出了诸多努力，仍难让公众满意。

　　有受访企业表示，营商环境是检验市场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企业看重的不仅仅是短期的政策优惠，而是当地是否可以提供综合的、长久的、集成的、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环境。

　　陆峰认为，“数字政府”改革的最大意义恰恰在于对营商环境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政务服务一站式完结和网上处处留痕，真正实现了倒逼政府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

　　而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往往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

　　政府有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四项职能，而未来这些职能要实现数字化手段，一个难点就是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共享。

　　“这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只能从政府层面推动。”陆峰分析，“只有先把内部信息打通，才能去借助外部的资源去完善自己的政府的履职能力。”

　　以深圳市金融办为例，其必须先整合全市42个单位近500项行政资源数据，以及银行和非银支付机构非法集资资金账户线索数据，才能实现对全市320万户工商企业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

　　深圳市金融办联合腾讯打造的“灵鲲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上线以来，精确识别了790家风险企业，新发非法集资案件同比下降14%，涉案金额同比下降39%，涉案人员同比下降86.8%。

　　陶勇认为，运用大数据辅助决策，提高决策的精确性、科学性和预见性，广东的“数字政府”改革已经探索出了一种利用数据决策的新方式。